■ 彭慶新

一部戲的成功與否，主要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、矛盾沖突的創設、情節結構的構思、音樂唱腔的設計、舞臺背景的布局等方面。而主角人物的塑造尤為關鍵，因為主角人物貫穿劇情的始終，主角人物的愛與恨、生與死、成長與變化，牽動著觀眾的心。2023年12月23-25日，大型現代吉安采茶戲《有鹽同咸》在井岡山博物館連續進行了3場匯報演出，引起了井岡山干部群眾的廣泛共鳴，七秀這個人物的塑造感動了井岡山人民，也成了這部戲成功演出的關鍵所在。從人個視角來看，七秀這個人物的成功塑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七秀形象的成功首先在于她是舊中國井岡山兒女的突出代表。巍巍五百里井岡山綿延不絕，數百年來，井岡山人民在此生生不息，他們是井岡山的兒女，摯愛著這片土地。這片神奇的山區孕育了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——井岡山客家山歌。無數的井岡山兒女，都是從聽著、唱著井岡山客家山歌中成長。然而在舊中國，勤勞刻苦的井岡山人民，卻時常因為地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榨、盤剝，始終貧窮不堪，難有出頭之日。1927年10月，當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首先來到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，著手開創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—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，開展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時，井岡山人民熱烈響應，積極參加土地革命，捍衛革命成果。大型現代吉安采茶戲《有鹽同咸》的女一號主角七秀，正是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而塑造出來的?？梢哉f七秀這個人物生來命苦，來自舊中國井岡山最底層、最貧窮的百姓，雖然不識字，沒有文化，但自小就受到井岡山山歌的影響和浸潤，自帶一副天籟嗓音，熱愛著這片土地。她對著井岡山，對著生于斯、長于斯的人們，信手拈來，開腔即唱。無論是井岡山普通百姓，還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官兵，都愛聽七秀唱的山歌。這就為之后七秀唱“紅”國民黨反動派官兵埋下了伏筆。“直戳淚點，‘有鹽同咸’的故事我小時候聽爺爺講過。”“‘好花朵朵向陽開，杜鵑花慢慢紅，滾水化鹽慢慢融……’這種熟悉的曲調不就是父輩教我們唱的嗎？”“那罐鹽，就在樓上的陳列柜里，那是發生在我們井岡山的故事啊。”新時代的井岡山人民也是聽著祖輩、父輩的故事和山歌長大的，面對舞臺上的七秀，他們格外親近，格外熟悉。七秀這個人物的成功，源于她來自井岡山，是聞名鄉里的“歌仙”和井岡山的歌者，是舊中國井岡山兒女的突出代表，而不是憑空捏造、脫離現實生活的人物。七秀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”的成功。

七秀形象的成功還在于這個人物形象塑造得性格突出、愛憎分明。七秀是井岡山一個貧苦的農家少女，父親早被東家逼死，母親含辛茹苦將她撫養長大。正當七秀因家貧被逼嫁人時，一個路過的紅軍，用“三塊大洋、半罐鹽”改變了她的命運，從此“那個個子高高、腰板筆挺、走路帶風的”紅軍背影鐫刻在她的心中。在這樣的生長環境下，形成了七秀愛憎分明，懂得感恩，對愛執著的人物性格。對于欺壓百姓的反動派，她高唱“要打倒反動派”“要槍斃羅思元！”對于小紅軍“滿崽”，她像姐姐對弟弟般的鼓勵、呵護。對于羅思齊，她沒有因為她是國民黨旅長的妹妹而不分青紅皂白反對她，也沒因為她是“情敵”而不支持她，反而是要“幫羅姐闖過眼前的鬼門關！”而對于“留下半罐鹽，救我離火坑”的紅軍，她時常想念；當“心懷火種手有槍，戎馬倥傯奔八方”的楊鴻飛帶著小戰士來給大伙兒分鹽，七秀從背影來看便認為他便是救她之人，此時的七秀開始由感恩而生愛慕之情，以至于長根告訴她楊連長和羅書記是兩公婆，她情緒有點失控，叫長根“不要亂說！”長根激將她不敢問，她急匆匆地立馬就去問羅書記。當敵人“茅草過火、搜遍西東，米鹽斷絕、人要換種”的時候，她“急壞腦殼”，甩下一句“隨你怎么話”，要去贛中找楊連長。七秀敢愛敢恨、愛憎分明的性格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。同時，七秀對楊連長的愛也是堅定執著而又純粹的，正如她所唱的“哥敢做妹敢當”“愛妹/哥就要愛得深”“好比石子沉河心”“絕不半路打轉身”。在沒有聘禮花轎，沒有喜酒儀式，楊連長可能面臨犧牲的情況下，她毅然決然與楊連長蓋上工農兵政府大印，正式登記結婚。

七秀形象的成功更在于她實現了從小愛到大愛的升華。七秀如果僅僅限于是井岡山的歌者，是一個愛憎分明、懂得感恩的貧苦農家少女，那顯得有些“泯然眾人矣”。她的成功塑造更在于實現了由小愛到大愛的升華，由普通的貧苦農家少女轉變為英雄無畏的紅軍戰士。在與紅軍的接觸中，七秀了解到紅軍《制度》中的“廢除聘金禮金”“不虐待兒童”“廢除債務”等充滿人性且能讓窮人改變命運的規定，也目睹了“不顧一家顧萬千”的滿崽、羅思齊、楊鴻飛和眾多紅軍將士面對敵人圍剿，先后犧牲；在革命的洗禮下，七秀的思想成長了，境界升華了。她把對一個紅軍的愛，升華為對整個紅軍的愛，把對井岡山窮人的愛，上升為對天下窮人的愛。這種升華的愛體現在她得知“白狗子查得緊，村村有關，路路設崗，劈竹筒、翻菜籃”，嚴格盤查送鹽，無法送鹽進山后，她英勇無畏，不怕殺頭，斬釘截鐵地說道：“送不進也要送！”更體現在最后一場戲《歌鹽》中，當羅思元率領白軍前來搜殺紅軍、企圖槍殺井岡山無辜百姓的時候，七秀挺身而出，以鏗鏘有力的聲音宣示：“我是軍屬、是烈屬！我就是紅軍！”她以一人之勇，天籟嗓音，“三勸”白軍，成功唱“紅”了白軍，勸降了整支白匪，生動詮釋了“永不脫離群眾，與群眾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，有鹽同咸、無鹽同淡”這一主題，成功說明了為什么“白軍越打人越少，紅軍越打人越多”這一現象。此時的七秀，已經從井岡山的歌者成長為紅軍的歌者，革命的歌者。七秀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終極意義就在于此，她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魚水情深、血濃于水的見證者、踐行者。作為后人，我們也從七秀的身上照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初心、堅定信仰和力量之源。